COVID-19流行病是一场截然不同的危机。它感觉像一场战争，从很多方面看，它确实是一场战争。民众正处于死亡边缘。医疗专业人士身在前线。从事必要服务、粮食分配、运输配送和公共事业的人员加班加点支持抗疫工作。此外还有隐藏的战士：他们居家隔离对抗流行病，无法完全投身于生产。
在一场战争中，武器的巨额支出能刺激经济活动，特殊条款能确保关键服务的运转。在这场危机中，情况更加复杂，但一个共同特征是公共部门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由于面临着过度简化的风险，政策需要区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争。疫情正在全面爆发。为了拯救民众生命，减缓措施正在严重削弱经济活动。这预计至少将持续一至两个季度。
第二阶段：战后经济复苏。在疫苗/药物问世、部分群体免疫、防控措施继续实施但破坏性减弱之后，流行病将得到控制。随着当局取消限制措施，经济——可能步履蹒跚地——恢复正常运转。
经济复苏速度的成功将关键取决于危机期间采取的政策。若当局政策能避免工人失业、租户和房主遭到驱逐以及公司破产，并确保公司和贸易网络运转，经济复苏将会更早出现并且更加平稳。
这对发达经济体是一项重大挑战，但政府能很容易为特别支出增长筹集资金，即使其收入正在减少。这种挑战对面临资本外逃的低收入和新兴经济体而言更为严峻；它们将需要国际社会的赠款和融资（下一篇博客的关注焦点）。
战时政策措施
与其他经济下滑不同，此次危机的产出减少不是由需求驱动：这是限制疾病传播的措施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经济政策的作用不是刺激总需求，至少不是立即进行刺激。相反，政策旨在实现三个目标：
- 保证关键部门的运转。当局必须增加用于COVID-19检测和治疗的资源。常规医疗、粮食生产和分配，必要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必须维持运转。这可能甚至需要政府采取侵入性的行动，通过依靠战时权力提供关键供给，优先满足关键投入品和最终商品的公共合约，实施工业转产或选择性的国有化。法国早期争夺医用口罩，美国启动《国防生产法案》来确保医用设备的生产都说明了这一点。若出现极度短缺，可能也有必要实施物资配给、价格管控和禁止囤积的规定。
- 为受危机影响的民众提供充足的资源。因实施防控措施而失去直接或间接收入的家庭将需要得到政府支持。支持措施应该在帮助人们居家生活的同时保留其工作岗位（政府出资的病假能减少人员流动，从而降低传染风险）。失业福利应该扩大范围并延长时间。需要提供现金转移支付，以惠及自雇者和无业群体。
- 预防过度的经济混乱。政策需要保护工人与雇主、生产者与消费者、贷款者与借款者之间的关系网络，确保当医疗紧急状况减弱后公司可以正式恢复经营。公司倒闭将会引发组织技能流失，并导致长期生产性项目终止。金融部门混乱也将会加剧经济困境。政府需要在恰当情况下为私人公司提供特别支持，包括工资补贴。大型贷款和担保计划已经实施（风险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同时欧盟已放松国家援助规则，为直接向公司注资提供便利。若危机进一步恶化，可以想象会建立或扩大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以接管陷入困境的私人公司，正如美国和欧洲在大萧条时期的做法。
只要特殊情况持续存在，公共部门在紧急情况下加强干预是合理的，但提供方式必须透明并有明确的落日条款。
支持家庭、公司和金融部门的政策将结合一系列针对流动性（信贷供应、暂缓履行金融义务）和偿付能力（实际资源转移，见表）的措施。
当局将需要管理几个权衡事项。若向大型公司提供转移支付或贴息贷款，它们应该满足如下条件——保留工作岗位以及限制首席执行官薪酬、股利和股票回购。破产将确保股票持有者分担部分成本，但也将导致严重的经济混乱。一个中间方案是政府认购公司股权。此前危机已经证明，当流动性出现问题时，央行（通过资产购买计划）或其他政府控制的金融中介机构（通过贷款和担保）提供的信贷是有效的。在识别和支持受到严重影响的中小企业或自雇职业者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考虑实施基于过去纳税情况的直接转移支付。
这些国内政策需要得到维持国际贸易和合作的支持，这对于战胜流行病和尽可能增大经济迅速复苏的可能性至关重要。限制人员流动对于防控疫情非常必要。但各国必须抗拒禁止贸易活动的本能，尤其是医疗用品和科学信息的自由交流。
从“就地避难”到经济复苏
促进经济复苏本身将面临挑战，包括更高的公共债务水平以及在政府控制下可能出现的新经济部门。但第一阶段的相对成功将确保经济政策能够恢复正常运转。随着当局允许民众出行和返工，刺激需求的财政措施将日益见效。
在流行病爆发前，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和通胀预计将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为防止供应链出现重大混乱，应该在紧急和经济复苏阶段避免通货膨胀。若防控病毒传播的措施取得成功，公共债务比率将必然出现大幅上升，但在恢复阶段，利率和总需求可能保持在较低水平。在这些情况下，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刺激措施将是恰当和高度有效的。同时，这将有助于退出危机期间引入的特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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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vanni Dell'Ariccia是研究部副主任。在此之前，他曾任职于亚太部。他的研究领域包括：银行业、信贷的宏观经济学、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国际贷款和援助项目的条件性等。Dell’Ariccia先生拥有罗马大学的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Antonio Spilimbergo拥有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自1997年以来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担任研究部副主任。他曾担任巴西、意大利、斯洛文尼亚、俄罗斯和土耳其的代表团团长。他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以及移民分析和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参与编写了《巴西：繁荣、萧条和复苏之路》以及《重回正轨：欧洲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再平衡》。他曾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包括《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研究评论》、《国际经济学期刊》、《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以及《美国经济期刊：宏观经济》。
Paolo Mauro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主任。他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财政事务部和研究部担任多个管理职务。他曾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在2014-2016年担任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的访问教授。他的文章在《经济学季刊》、《货币经济学杂志》和《公共经济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并被学术界和主要媒体广泛引用。他与其他人合著了三本书，包括《移动的世界：更平等的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模式》、《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和《削减公共债务》
Jeromin Zettelmeyer于2019年8月重新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主任。他此前曾担任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德国经济事务部经济政策主任（2014-2016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研究部主任和副首席经济学家（2008-2014年）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1994-2008年）。他是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以及德国经济信息研究会成员，2018-2019年领导了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关于欧洲经济架构的研究与政策网络。他曾在主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参与撰写了《债务违约和十年危机的教训：关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主权债务危机的研究》。Zettelmeyer先生拥有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和波恩大学经济学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