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价格标签式的政策无法衡量民众真正关切的事情

通过价格来进行治理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做法，不仅在经济学中是这样，在公共政策领域也是如此。以价格来衡量各项政策，即用一个单位来衡量目标群体的利益和其他人可能因此而承担的成本，以此体现客观性和透明度。

其目的是使政策制定者能够理性地选择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仅根据以美元或其他货币计价的相对成本效益来比较不同的问题及其政策解决方案。当一切问题和政策都得到了衡量并具备了可比性，我们几乎可以摒弃政治。

政治的混乱，以及从本质上不具有可比性的目标之中寻找共同点的无休止的斗争，可以转化为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从中选择出最具成本效益的选项。政府正在转变为通过价格标签开展治理。 

以理想型市场（只存在于教科书中）为模型。这种做法的理由是，交易向买家和卖家揭示了物品的价值，因此价格包含所有的相关信息。当然，这只在有效市场（没有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市场）中才正确，在这种市场中，任何交易都无法使一方受益而不使另一方受损。

帕累托效率（一种已知的平衡状态）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这正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帕累托效率分析被简单的净收益分析所取代的原因。只要一项政策的净收益超过净成本，那么这项政策就值得推行。但衡量所有的成本和收益，并为每项成本和收益贴上价格标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于大多数活动和资源来说，价格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无法观察到的。这些价格必须积极地建立在各项假设的基础上，但这些假设必然是不完整的，或者为了获得衡量的简易性而存在偏向，并且通常是完全错误的。

错误的假设

即使是效率范式最早被开发出来的金融市场，也依赖于披露规则、评级机构、财务分析、监管机构等制度基础设施来估算信息效率。尽管如此，所有这些对金融稳定的公共投资并没有阻止泡沫的频繁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危机，就像黑夜必然跟随着白天到来。

哪怕只是一条以前被忽视的新信息，都可以引发足够多的投资者挤兑退出，从而导致价格的螺旋式下跌。随着价格大幅下跌，更多的投资者卖出，而随着抛售增加，价格会进一步下跌。在这种动态变化中，价格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只有通过公共干预才能阻止，公共干预通过充当交易商或最后贷款人来为价格设定下限。

即使在最佳情况下，金融资产价格所包含的标的资产的信息也很有限。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久以前指出的，一项资产的价格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出售该项资产的期望。这就像一场选美比赛，谁能预测到其他人认为是最漂亮的人，谁就会获胜。这与美本身无关，也与使资产投入流通的经济事业的“基本价值”无关。

一个商业组织的复杂程度可能不如一个国家，但它也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很难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曾经，人们组建公司来生产有一定需求的商品或服务。最初，公司必须明确一个目标才能获得成立公司的特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开展业务，拥有自己的资产，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并可以保护其股东免于对公司的经营承担责任。

今天，公司不再致力于一个特定的目标；相反，公司的目标是使股东价值最大化。结果，公司变成了货币铸币厂，公司的资产被用作抵押品，股票回购计划为股东提供所需的流动性，劳动力成本被削减，但主管和高级职员的薪酬除外，因为提供给他们的激励措施必须与提供给股东的激励措施保持一致，只有这样这种模式才能起作用。

公司提款机

将公司变成投资者的提款机，这种做法产生了奇怪的效果。以波音公司为例，该公司几年前曾因两架737 MAX飞机的坠毁而登上新闻头条，最近又因飞行中飞机舱门脱落再次成为新闻头条。早些时候的事故导致数百名乘客死亡，他们的亲属失去了亲人，飞机停飞了数月进行安全检查，股东起诉了该公司的董事。他们要求该公司赔偿数亿美元，理由是该公司未能成功监控产品安全。

这项诉讼显示，董事会没有监督飞机的安全。董事会设有审计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但没有产品安全委员会。没有可以让董事会成员知晓工程师对飞机安全的担忧的信息系统。

事实上，该公司已将其总部从其生产基地西雅图迁至其投资者基地芝加哥，随后又迁至华盛顿特区的周边，那里可能是它的政治掩护基地。董事会成员们认为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做了股东选民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

特拉华州衡平法院长期以来支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该法院对波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提出了批评：一家生产飞机的公司肩负着确保飞机能够飞行的关键使命 。未能建立一个信息和监测系统来提醒董事会成员注意安全问题，相当于违反了他们的受托责任。

在被问及有何评论时，波音公司表示，2019年以来已经增加了具有丰富工程和安全经验的董事会成员，设立了首席航空航天安全官一职，并成立了监督制造和质量的委员会。

波音公司并不是个例。其他公司也为了追求股东价值而将客户置于风险之中。然而，以股价而不是目标为导向进行公司治理的危险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实际上，对冲基金和股票基金正在追求另一种目标导向，即获得更高的财务回报，这是它们唯一认可的价值，而不管其他人付出什么代价。更糟糕的是，价格机制也正在将政治和政府转变为定价机器。

价格的标准化、衡量和构建正在被赋予优先于审议、推理和判断的地位。股市行情和经济增长率或许说明了经济的一些情况，但对其给人类福祉或环境造成的影响却只字未提。它们对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健康状况更是沉默不语。

当投资者为他们的资金寻求避风港时，看护工作大多仍然没有报酬；人类创造力的价值是由票房决定的；自然沦为另一种可以用来赚钱的资产类别；而人类社区所剩的东西则被逐利的数字平台所收割。这些是价格机制的社会成本，而价格机制几乎无法包含任何对民众而言真正重要的东西。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