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菲利波·格兰迪（Filippo Grandi）认为，难民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案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畴
金融稳定不仅涉及管理通货膨胀、就业率和支出，其也需要了解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不同地点、不同处境的人们。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布鲁斯·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采访时，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讨论了人道主义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如何为数百万流离失所之人提供支持，并为经济复苏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金融与发展》：全球难民问题的现状如何？过去十年中难民数量的激增应如何解释？
菲利波 • 格兰迪：难民人数的激增是非常明显的。十年前，包括难民在内，全球流离失所者的数量约为四千万。而现在，该数字已经达到了1.03亿，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我认为，这是我们当代世界在实现和平方面的一个重大失败。冲突数量大量增加，是民众流离失所的最大原因。当然，这还要在其他因素——经济因素、不平等状况、人口形势、气候变化等——的更广泛背景下予以分析。在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的流动日益复杂。
我所在的联合国难民署有一个具体的任务，那就是为保护、帮助难民——也即逃离暴力、战乱或迫害的民众——寻找解决方案。对于各国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即在本国境内背井离乡，而未跨越国界的人们——我们也越来越多地为他们提供了帮助。
《金融与发展》：在平日工作中，联合国难民署如何决定怎样分配自身的精力与资源？
菲利波 • 格兰迪：我们将专业知识提供给最有用的地方——这不仅包括典型情况下的难民（如乌克兰难民）和长期战乱造成的难民（如阿富汗和叙利亚难民），也包括因各种原因共同导致的人口流动的情况。例如，在世界许多地方，气候变化与冲突问题相互交织，加剧了已有的紧张形势，导致了更严重的流离失所——例如在非洲之角或萨赫勒地区，以及中美洲和南亚的部分地区。
我们不要忘记，民众流离失所，本身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想一想，当存在大量的人口流动时，与之相应的森林砍伐或水资源枯竭问题。就是在这些方面，我们和IMF可帮助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应对民众流离失所的问题。
我们的组织在137个国家开展活动，拥有约两万名工作人员。我们与许多伙伴机构开展合作，包括当地部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他联合国机构、开发机构和金融机构等。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每年的支出约为60亿美元，其几乎完全由各方自愿出资。在一个资源竞争十分激烈的世界中，寻找融资十分艰难。我们希望通过与其他伙伴开展合作，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不仅包括那些严格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合作伙伴，也包括开发性机构。
《金融与发展》：你们通常在多大程度上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菲利波 • 格兰迪：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合作领域。2018年，联合国制定了两项契约，即《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和《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正如我所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过经常相互交织。联合国难民署是负责难民问题契约的机构，而该契约是各国处理难民问题的工具箱。该契约建议，今后，特别是在出现大规模难民的情况下，最好的响应不应仅仅是人道主义措施。在所有情况下，当局需要为背井离乡的大量民众提供食物、药品、住所和及时的照料。不过，当局很快就需要考虑中长期的需求——如教育问题、适当医疗、民众生计等。人道主义援助不特别适合在长期使用，因此，我们有动力与开发性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与世界银行一道推出了若干重要措施。几年前，世界银行在国际开发协会的平台上，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了金融工具；此外，其也为中等收入国家提供了金融工具，帮助他们收容大量难民。我们的目的是与世界银行一起努力，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如将难民纳入教育卫生体系，改善民众生计，改善经济机会，以及为收容难民的社区提供全面的支持等。
我们还与双边开发机构和其他地区银行开展合作。当然，IMF有所不同，这与其性质有关。但其正成长为该领域的重要对话方。为此，我们向IMF借调了一名工作人员，就其工作中涉及难民的问题，为IMF提供咨询。
《金融与发展》：联合国难民署的业务在全球经济趋势（如高通胀）前有多脆弱？
菲利波 • 格兰迪：有三个因素造成了我们的脆弱性。第一，通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从安全后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在阿富汗和叙利亚西北部等地的运作成本十分高昂。第二，虽然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援助一直在增长，但其与需求的增长并不匹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经济压力和风险的增加，流离失所的民众——也即我们为之努力的对象——和收容它们的社区正变得更加脆弱，需要获得更多的帮助。在许多国家，大量难民涌入对宏观经济产生了影响。我们希望IMF在难民收容国的相关工作中考虑到这一点，并帮我们说明：难民融入社会，会给其经济与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金融与发展》：在环境极其艰难的国家，你们如何开展工作？
菲利波 • 格兰迪：我们帮助弱势群体，他们有时处于极其脆弱的境地。例如，在当局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国家或领土（如阿富汗），或是在受到制裁的国家，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向利益相关方和捐助方明确表示的是：我们必须前往这些地方。我们在那里开展工作，不是为了承认或支持任何政府或机构。我们在那里帮助民众，这意味着需要与所有实体和政府开展工作，无论国际政治现状如何。有时，我们甚至很难实地获得资金资源，但有一些安排使之成为可能。例如，在阿富汗，适当豁免制裁使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源，为数百万民众提供它们赖以生存的人道主义行动。
《金融与发展》：您曾在世界上一些最艰难的地方工作过。你当初是怎么开始从事这个工作的？
菲利波 • 格兰迪：我已经从事这项工作近40年了。当我刚开始在泰国做志愿者时，我还十分年轻。那时还是冷战时期，泰国是冷战前沿，存在来自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地的难民。我曾在一个非政府组织担任志愿者，这就是一切的开始。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偶然。我一直渴望从事国际工作，做一些对人们有益的事情；而我的一些理想和一些运气，让这两条个人道路走到了一起。
布鲁斯 • 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是《金融与发展》的编辑。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