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病例于2019年12月底首次在中国武汉报告以来，这一疾病已经蔓延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没有疫苗或有效疗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和缓解措施—— “大封锁” 。这进而导致巨大的短期经济损失，以及自“大萧条”以来未曾见过的全球经济活动严重下滑。这些措施是否发挥了作用？
我们根据全球样本开展的分析显示，减少人员流动的防控措施对于拉平“疫情曲线”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例如，新西兰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在病例还只有一位数时，就限制集会和公共活动，仅仅几天之后又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并发布了“居家令”。相对于不采取防控措施的基线情景，这些措施可能使死亡人数减少了90%以上。换句话说，分析结果显示，在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如果不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至少会高出十倍。
早期干预和防控——以一国在重大疫情爆发后用采取防控措施所需的天数来衡量，即流行病学术语中的公共卫生响应时间——对于拉平疫情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越南等国更快地实施了防控措施，其平均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了95%和98%。这进而为中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防控措施的效果还因国家和社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疫情期间天气较冷、感染率较高的国家，以及人口更为老龄化因此更容易受到感染的国家，防控措施的影响更大。另一方面，具有强健的卫生系统、人口密度较低的国家，更容易推行和实施防控和缓解措施，因此其防控措施的有效性更强。对于法律上的限制，民间社会的反应如何，这一点也很重要。在封锁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了保持社交距离的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下降幅度更大。
最后，我们分析了不同防控措施的效果是否不同。这些措施中有许多是作为该国限制病毒传播的应对措施的一部分同时推出的，因此难以确定最有效的措施。不过，我们的结果表明，尽管所有措施都对显著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起到了作用，但“居家令”看来相对更为有效。
我们的实证估计合理评估了防控政策对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因果影响，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大封锁”虽然在短期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却挽救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最终，全球卫生危机的进程与全球经济的命运密切交织——抗击疫情是实现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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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yan Deb ，印度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经济学家，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政策和新兴市场问题开展工作。他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蒙古贷款规划工作小组成员之一。他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多个国家的工作，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并通过撰写《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分析章节参与多边监督工作。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在英格兰银行从事宏观审慎政策和银行监管方面的工作。他拥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融博士学位。
Davide Furcer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处长。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是欧洲中央银行财政政策处以及经合组织经济部宏观经济分析处的经济学家。他在核心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主题涉及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国际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等众多领域。
Jonathan D. Ostry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并担任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F）研究员。他最近的职责包括领导工作人员小组开展以下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针对全球系统性宏观-金融风险开展的早期预警演习；对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脆弱性分析；多边汇率监督，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问题咨询组（CGER）和外部均衡评估（EBA）方面的工作；国际金融架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工具改革；资本账户管理（资本管制措施和管理资本流入的审慎工具）和金融全球化问题；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过去的工作包括，领导所在处室编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监督旗舰刊物《世界经济展望》，并领导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国别工作组。Ostry先生还撰写了多部有关国际宏观政策问题的著作，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平息资本流动之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以及《应对不平等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他的研究被纸质和电子媒介广泛引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在不平等和不可持续增长方面开展的研究被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引用。He earned his B.A.他18岁时以优异成绩从从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于2003年入选经济学家名人录。
Nour Tawk ，黎巴嫩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经济学家，参与《地区经济展望》撰写工作。此前，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参与《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撰写，并曾在日本东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亚太地区办事处工作。她的研究兴趣和发表的文章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对资本流动采取的应对政策，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影响，以及双边汇率的系统性差异。她拥有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