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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J·沃克介绍了伯克利大学的 中村惠美，后者通过探究细节来回答重大的问题

中村惠美在加拿大艾伯塔省长大，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1987年的纪录片《生命的故事》（The Race for the Double Helix）。这部电影节奏紧凑，充满了对科学方法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它讲述了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DNA结构的故事。“没有什么比错误的事实更糟糕的了，”克里克在电影中打趣道，他为所有困扰他思绪的错误理论而愤怒（这之后，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X射线DNA图像引导他和沃森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是中村惠美回忆起她身为经济学家的父母所重复的一句话，以之强调可靠数据的重要性。 

42岁的中村惠美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教授，她以使用微观数据（即提供了个人、家庭和企业的个体特征的信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而闻名。长期以来，她都被视为经济学界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2018年，《经济学人》将她列为十年来八位最佳青年经济学家之一。一年后，她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该奖章授予40岁以下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她对财政刺激和价格粘性（价格粘性衡量了价格变化的频率）的研究。

“中村惠美的工作阐明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价格设定、通胀性质以及财政政策的影响，”伯克利教授和前IMF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y Obstfeld）告诉《金融与发展》。“她工作的一大特点是对数据极端用心并实现了理论与实证方法的无缝衔接，从而更令人信服地识别出经济的运行机制。 

在2018年加入伯克利之前，中村惠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并于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中村惠美和她的丈夫伯克利经济学教授乔恩·斯坦森（Jón Steinsson）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计量经济学研究生时相识的。“她显然非常有才华，她的智力成熟度远超她的年龄，”中村惠美在普林斯顿的顾问博 • 奥诺雷（Bo Honoré）回忆道。“我毫不怀疑，无论她攻读经济学的哪个领域，她都会非常成功。” 

中村惠美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她经常与丈夫合著论文，也不时与她的父母——爱丽丝和中村正雄（Alice and Masao Nakamura）合著论文。他们也是经济学家——爱丽丝就职于阿尔伯塔大学，中村正雄则就职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爱丽丝和中村正雄于1969年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相识，当时，后者获得了日本的富布赖特奖学金。两人的学术生涯都十分辉煌。爱丽丝是劳动经济学和经济测量领域的领先学者，中村正雄则以其在国际商业和亚洲经济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两代人之间的合作在很久以前就在厨房的餐桌上开始了，他们曾经讨论如何为GDP和通胀等指标构建统计数据。

被埋藏的宝藏 

如何对宏观事物进行测量，将成为中村惠美学术上的最重要使命。一种方案是使用微观数据回答宏观问题，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能反应，”她说。“宏观数据中通常缺乏足够的数据，对因果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使用微观数据是扩展数据集的一种自然方式。”

中村惠美和斯坦森首次尝试扩展相关数据时，使用了与价格粘性相关的微观数据。“定价的假设是关键，”她说。“价格是粘性的还是完全灵活的，是新古典经济模型（其认为货币政策没有效果）与凯恩斯主义模型（货币和财政刺激会产生巨大影响）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查看微观数据，获取有关这些问题的更多信息，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做法。

罗切斯特大学的马克·比尔斯和斯坦福大学的彼得·克莱诺（Mark Bils和Peter J. Klenow，2004年）先前的一项研究发现，价格变化比以前估计的更加频繁，一半的价格持续时间不到4.3个月——不过，他们虽然是第一个使用劳工统计局（BLS）微观数据开展研究，但却只使用了1995至1997年两年的数据。中村惠美和斯坦森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关于价格的五个事实》（Five Facts about Prices，2008年），其中，他们使用了BLS的微观数据，并将数据范围扩展到了1988至2005年。

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他们需要在BLS的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查阅大量尘封的文件。但通过区分临时降价和常规定价，他们发现，常规定价要比比尔斯和克莱诺估计的更具粘性。换句话说，当不考虑促销折扣时，价格对供求关系的变化比先前的估计要小。 

“数据中的价格变化比宏观模型中的要复杂得多，”中村惠美指出。“这些价格变化中有很多是暂时性的促销活动，之后价格会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它们看起来并不具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完美的价格灵活性。同时，如果你观察促销之外的常规价格时，情况会与某些模型的预测非常吻合。在高通胀时期，价格变化要频繁得多。以上发现带来了若干启示，包括如何准确监测整个经济中的价格变化，以及政策干预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

由于数据库覆盖了通胀相对较低的时期，因此，与价格变化和通货膨胀有关的分析结果有所缓和。十年后，在《难以捉摸的通胀成本》（2018年）中，中村惠美、斯坦森和合著者研究了1977至1988年的高通胀时期。在这一研究中，数据收集变得更加繁重，其中甚至需要调试一架定制的缩微胶片转换器。但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些研究人员最终证实，在通胀较高的时期，常规价格确实会更频繁地调整，这与标准模型一致。 

他们在最近的一项研究“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2022年）中，再次研究了通胀问题。该研究源于宏观政策实验室（Macro Policy Lab）的分析——该实验室对宏观经济学进行了数据驱动且与政策相关的研究，中村惠美、斯坦森都是其主要研究员。1978年，他们与合著者一同发现，展示失业与通胀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很小，且自1980年代初以来仅略有缩小。

这意味着，1980年代初的通货紧缩与失业率上升关系不大，更多是源于人们通胀预期的变化——这要归功于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建立的新货币制度。“就当前环境来说，”中村惠美总结道，“其重要性在于其强调了长期通胀预期和对货币制度的信心——保持这二者是个关键。”如今，各国央行正试图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抑制通胀，上述信息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目标导向 

中村惠美和斯坦森对研究时下的问题并不陌生，就像他们为财政刺激的讨论提供见解一样。大衰退使财政刺激被重新拾起，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学术界人们对此知之甚少，相关证据真的非常有限，”中村惠美回忆道，因而他们开始着手解决这些差距，完成了“货币联盟中的财政刺激”（2014年）。

他们认为，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理想领域，这是因为尽管其存在区域差异，但鉴于美国的各个地区拥有共同的货币和税收政策，因此可以分离出支出对增长的影响，也即财政乘数。他们在观察细节时洞若观火，对长达40年的军事采购进行了研究，这涉及从军事设施维护到新航空母舰的购买等方方面面。中村惠美表示，“我们论文的证据显示，财政乘数可能很大”，因为财政刺激可以显著拉动经济增长。

中村惠美和斯坦森的大部分研究都聚焦于美国，但二者也经常将目光投向国外。例如，在“搬家的礼物”（2022年）中，他们从斯坦森的家乡冰岛汲取了灵感，研究一项与社会流动性有关的自然实验。1973年1月23日，冰岛南海岸的韦斯特曼群岛的火山爆发了。这迫使所有居民立即撤离。火山爆发之后，大多数居民都返回了家园；但对于房屋被摧毁的民众，这么做的可能性就要低得多。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中村惠美、斯坦森和约瑟夫·西古尔德森（Jósef Sigurdsson）追踪了多位父母及其子女在随后34年中的经济状况。为此，他们研究了有关冰岛人口的可获数据，包括收入、教育和家谱联系的详细数据。他们发现，搬家的孩子比留在原地的孩子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更高，但他们父母的收入则会略低。一个更加广泛、普遍的意义在于：父母承受的巨额费用可能阻碍其搬家，从而阻碍了社会流动。

儿童的生活机会有所改善，这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因为大多数儿童都搬到了收入较低的地区。正如中村惠美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你的技能与岛上的机会（即渔业，其能带来非常高的收入）高度吻合，那么韦斯特曼群岛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计算机天才或一个伟大的法律人士，那么这里不会是你技能产生最高回报的地方。” 

对于下一步，中村惠美和斯坦森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包括：汇率贬值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失业保险延期的经济影响，以及用于政府统计的季节调整方法的影响。

亲密合作 

可以说，在他们的研究中，中村惠美和斯坦森一起取得的成就，比他们各自单独取得的成就要多。 

就斯坦森而言，他指出了中村惠美的一丝不苟。“当一个人试图向惠美解释某事时，她最常见的反应是‘我不明白’，”他说。“向惠美解释一件事，比向我认识的任何人都难。但这确实反映了她对理解某事的高标准，以及她在理解我们研究中重要问题时毫不偷工减料的投入精神。  

“乔恩总是向我介绍新的想法，也非常擅长否定想法，”中村惠美说。“当我说服乔恩做一些他最初认为毫无兴趣的事情时，这个想法无疑会变得更好，因为我必须考虑如何经受他的批判。这些对话可能十分艰难——我有时认为，如果我们没有结婚，它们甚至会威胁到我们作为合著者的关系！” 

中村惠美也与她的学生们建立了建设性的学术伙伴关系。她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大卫 • 布伦斯-史密斯（David Bruns-Smith）回忆说，当他从计算机科学转读经济学时，中村惠美立即安排了一次会议来分享想法并确定资金，哪怕是他之前缺乏经济学方面的工作经验。对他来说，中村惠美散发的特质在于“惠美专注于实质性的经济意义，似乎从不会教条地对待任何特定的正式框架（该形式应向世界展示的东西）——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我会将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的思想结合起来。 

中村惠美也曾经寻求过他人的指导。她回忆，当她还是一名学生时，她曾坐在博·奥诺雷在普林斯顿办公室的沙发上，思考着一个写着“质疑假设”的标语。近20年后，当她接受伯克利大学教授吉姆·鲍威尔（Jim Powell）采访时，这一幕又似曾相识地出现了。“吉姆解释说，这个标志最初并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而是来自伯克利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她说。“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