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

绸缪于机会之窗尚存之际：全球经济的三大当务之急

2018年4月11日

下午好——午安（粤语）！

感谢亚洲环球研究所和香港大学欢迎我重返香港这座了不起的城市。

同其他人一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独特韵味总是让我深受触动。想想看，香港人民不但具有惊人的独创性，而且活力无限。再想想看，香港人民不仅能够适应变革，而且能够主动创造和把握自己的未来。

从制造业基地，到全球贸易引擎，再到世界级金融中心——香港转型的成功反映出其为实现开放、将本土人才与世界各地新观念和专业知识相结合作出的独特承诺。

当然，更高程度的经济开放也令人对趋势的变化更为敏感。

香港人敏锐地意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从来不是直线行进的，而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而且他们清楚，当经济在运行变化时——无论是上行还是下行，政策制定者都不能停滞不前。

这也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情形。

眼下，全球经济正强劲回升，承载着人们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希望。实现这一希望对于亚洲乃至全世界而言都至关重要。

我一直呼吁各国政府利用当前的经济增长势头开展亟需的政策行动和改革，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和服务业部门。

换言之，需要未雨绸缪。

这些改革往往在政治上举步维艰，但如果适逢经济呈上行而非下行趋势，那么它们将会更具成效、也更易实施。

部分国家政府已经采取了行动，不过还需要开展更多工作。

机会之窗尚存。不过，目前的形势带来了新的紧迫性，因为各种不确定因素已大幅增加——从贸易紧张局势，到不断加大的金融和财政风险，再到更不确定的地缘政治。

我们怎样才能在这些风险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维持当前的经济回升之势？我们怎样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以造福于所有人？

这些正是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下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春季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问题。

这些也是我今天想要谈论的问题。 

全球经济状况

好消息是，目前的经济形势基本良好，也就是说，天气依然晴朗。

我们认为，全球势头的发展来源于投资力度加大、贸易回暖以及金融状况有利这三方面因素的推动，这些因素鼓励着公司和家庭增加支出。

这就是为什么基金组织在1月份会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9%，以及为什么我们仍然对经济增长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关于这一点，大家下周可以从我们预测中看出来。

发达经济体今明两年的增长有望超越其中期潜在水平。以欧洲为例，其目前经济回升的地域范围已进一步扩大。

美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此外，由于实施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加快。

与此同时，亚洲的前景依旧光明——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因为这一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接近三分之二。

日本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而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也得益于出口的不断增加和国内消费的扩大。

尽管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此类国家）仍然面临挑战，但是大宗商品出口国正经历着经济小幅回升的过程。

因此，当前的全球形势确实有利。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乌云已隐隐出现。

实际上，2018年和2019年的预期发展势头最终将会放缓。

放缓的原因在于财政刺激、包括美国和中国的财政刺激正在逐步消退；还因为主要央行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而导致利率不断上升，金融状况进一步收紧。

此外，在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中期前景，尤其是对发达国家而言极具挑战性。

政策制定者们怎么办？我认为，有三大当务之急能够产生重要影响。

全球经济的三大当务之急

1. 远离保护主义

首先，各国政府必须远离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

历史表明，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会损及所有人，尤其是较贫穷的消费者。

这些限制措施不仅会导致产品价格升高、选择余地缩小，而且还会阻碍贸易在促进生产率以及传播新技术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1]

结果，甚至连被保护的产业到头来也会因其相较外国竞争者动力减弱而蒙受损失。

然而，关于贸易限制措施的讨论往往与对贸易逆差和顺差的看法息息相关。有些人坚称，出现此类失衡即表明存在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不错，目前确实存在不公平的做法，必须予以消除；这些做法可能会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产生不良影响。

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双边失衡是不同经济体之间劳动力分工、包括全球价值链的掠影。

举例来说，重点负责组装智能手机的国家相对于制造零部件的国家往往会出现双边贸易逆差，而相对于购买成品设备的国家则往往会出现贸易顺差。

更重要的是，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对一个国家相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总贸易逆差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失衡状况的出现的原因是一国的支出超过了其收入。

解决此类宏观经济失衡的最佳方式并非开征关税，而是利用能够影响整体经济的各项政策，比如，财政工具或结构改革。

例如，为了帮助解决过度的全球失衡问题，美国可以逐步抑制公共支出的增长并增加财政收入——这有助于减少未来的财政赤字。

德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它可以利用过高的储蓄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包括对实体和数字化基础设施进行投资。

那么，政策制定者如何应对种种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呢？

各国有义务改善贸易体系，一方面审视自身的做法，另一方面致力于创建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身处其中的所有人都要遵守相关规则。

这包括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减少偏向国有企业的政策扭曲。它还意味着在贸易过程中遵循规则，即164个成员国全体协商一致的世贸组织规则。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得更多——但是，我们不能自行其是。

须谨记：在过去的一个世代，多边贸易体系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它促使全球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一半。[2] 它降低了生活成本，还创造了数百万薪酬更高的全新就业岗位。

可是现在，这一规则及共同责任体系却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如果这一危险成为现实，那将是一项不可原谅的集体性政策失败。

因此，让我们加倍努力，减少贸易壁垒，并通过非常措施以外的途径消除意见分歧。

让我们携手合作以推进各项前瞻性贸易举措和安排，包括最近日本与欧洲联盟达成的协定、新建立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以及被称为“TPP-11”的新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此外，让我们确保各项政策为因贸易或技术进步而下岗的人们提供帮助。考虑扩大培训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投资的益处，以便工人提高自身技能并转投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

以上种种，基金组织将通过分析和建议以及提供对话与合作平台的方式对成员国给予支持。

这正是基金组织成立的初衷。回望我们走过的七十多年历程可以发现：一旦各个国家戮力同心、携手合作，各种全球挑战都会变得更容易应对。

我们必须建立合作精神以防止保护主义——以及维持全球经济回升的态势。

2. 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

我们还需要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这是我要说的第二大当务之急。

就这一点而言，数字能够说明问题。

基金组织的新分析[3] 表明，历经十年宽松的金融环境之后，全球公共和私人债务上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64万亿美元。

目前的全球债务水平比2007年的水平高40%，而中国独占这一增长中40%以上的份额。

债务累积的一项主要驱动力来源于私人部门，该部门债务占债务总量的三分之二。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高水平[4]。如果近期趋势不变，那么许多低收入国家将会面临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

低收入国家债务高企的状况可能会损害各项发展目标，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将更多资金用作偿债，同时压缩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

最重要的是，高额的债务负担导致政府、公司和家庭更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金融状况收紧的冲击。这种潜在的转变可能会在新兴市场引发市场回调、债务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资本流动逆转。

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的机会之窗为应对未来挑战做好准备。

这就涉及开拓更大空间，以便在下一轮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到来时采取行动——或者用经济学家喜欢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来说，就是需要“建立政策缓冲”。

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

对多数经济体来说，它意味着减少政府赤字，巩固财政框架，以及将公共债务推入逐步下降的轨道。为此，应当寻求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包括提高支出效率和采用累进税制。

此外，还要求提高汇率灵活性，以应对波动起伏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这些工作有助于降低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并缩短其持续时间。

例如，最近一项研究[5] 显示，经济危机过后，具备足够财政和货币缓冲的国家产出下降幅度低于1%，而无缓冲的国家下降幅度接近10%。

所以说，利用宏观经济工具极为重要。但是这还不够。

关键在于通过增加企业和银行业部门缓冲的方式，加强金融稳定性，尤其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大型新兴市场国家。

这意味着在必要时减少企业债务，以及充实银行资本并提高流动性。它还意味着落实各项政策以顺应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香港情况亦然。

基金组织的最新分析[6] 表明，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步调日趋一致——这有可能会放大源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和宏观经济冲击。

这同样也是我们需要全球缓冲的原因所在。

其一，我们必须保障金融体系的安全，防止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设立至今的监管框架出现倒退，以增加资本和流动性缓冲。

其二，国际监管框架必须与快速发展变化的金融科技格局保持同步以阻止新的风险出现，同时发挥金融科技的潜能。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基金组织在这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可以帮助各国在经济衰退时期更好地应对资本流动的上下波动。

所有这些政策行动结合在一起，可有助于维持当前的经济回升态势。

但是，促进更具可持续性且惠及更广范围的长期经济增长也至为关键。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大当务之急。

3. 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以造福于所有人

促进更为强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是一项关键性挑战。

如果像预期的那样，发达经济体退回到令人失望的中期经济增长水平，那么经济不平等、债务问题和政治极化的状况都会随之恶化。

与此同时，预计40多个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将慢于发达经济体。

也就是说，此类国家的生活水平提升速度较慢，而且与发达世界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正如我先前所说，机会之窗尚存。不过，要想促进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各国必须加大经济改革和政策行动的力度。

我想谈一谈或许能够扭转乾坤的两个因素：

(i) 第一个潜在因素是释放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服务业部门的潜能。

这些国家多半是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而绕过了传统的工业化阶段。

这一趋势使人担心这些国家会始终徘徊在低生产率水平，而难有机会在收入方面赶上发达经济体。

可是，我们的最新研究[7] 显示，以运输、通信和商业服务为代表的一些服务业部门能够达到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

这一点对于菲律宾、哥伦比亚和加纳等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就业和产出正在从农业生产转向更高价值的服务业。

这一点对于数百万妇女的经济福祉同样重要，因为在服务行业的工人队伍中，女性往往占多数。

释放这一潜能并非易事。它需要在教育、培训以及求职协助方面进行更多的公共投资。它还意味着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部门，以引入更多竞争。

在全球层面也需要开展工作。我们必须减少服务业、包括电子商务领域眼下仍然极高的贸易壁垒，从而增加这一领域的贸易。

(ii) 第二个潜在因素是政府的数字化转型。[8]

在尖端技术和制度领域，公共部门能够起到带头作用——我们正目睹亚洲出现一系列杰出实例：

• 印度将公民享受的补贴和福利款项直接付至公民的银行账户中，这些银行账户又关联着独一无二的生物识别特征。
• 澳大利亚税收机关实时收集工资信息，从而能够立即洞悉经济状况。
• 在香港，银行客户很快就能使用手机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汇款转账或零售购买，这要归功于政府主导的新支付系统。[9]

这些举措还处于起步阶段。此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研究提升效率的途径。

例如，最近一项研究[10] 估计，每年全球有将近20%的公共财政收入（大约5万亿美元）因税收不合规以及政府支付方向有误而不知所踪。

通过使用各种新工具——包括大数据分析，各国政府能够减少此类收入流失——它们往往与腐败和偷税漏税直接相关。通过减少收入流失，各国将得以增加重点支出。

最重要的是，数字政府能够更有效且更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并帮助改善人们的生活。[11]

不妨回想一下，发展中国家如今享有数字技术（例如，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家庭数量已经超过了享有清洁水和中等教育的家庭数量。[12]

数字互动的潜能何其巨大！与此同时，它又多么适时地提醒我们必须有效利用技术，以实现更广泛的发展！                                          

结语

最后我要说的是，这一代今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艰巨的选择：

他们可以简单照搬前人制定的政策，不过这些政策有利有弊——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却让太多人掉队落后。

他们也可以绘制新的经济格局，在新的格局下，贸易因开放而更加公平、更具合作性；金融体系更加安全、更能扶持经济增长；数字革命并非仅仅造福于少数个人，而是造福于全人类。

伟大的艺术家亨利·马蒂斯曾经说过：“创造力需要勇气。”

于我们而言，无论是在政府大厅运筹帷幄，或是在公司会议室出谋划策，还是在我们的内心和思想中破旧立新，无疑都需要具备更多的勇气。

谢谢大家！ 

[1] 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

[2] 1990年至2010年。世界银行数字：世界发展指标。

[3] 2018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一章；2016年全球债务为164万亿美元。

[4] 2017年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平均占GDP的105%。

[5]Romer, C. D.和D. H. Romer，2018年，“菲利普斯讲座——某些时代为何不同：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危机余波”，《经济学刊》85（337）期：第1-40页。

[6] 2018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三章。

[7] 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

[8] 2018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

[9] 香港金融管理局正在创建“快速支付系统”，将于2018年9月推出。

[10] 麦肯锡公司研究。

[11] Gupta、Sanjeev、Michael Keen、Alpa Shah和Geneviève Verdier，《公共财政领域的数字革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

[12] 世界银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