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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愈合的长期创伤:疫情遗留问题

作者:Sonali Das和Philippe Wingender

经济衰退会造成严重破坏,而其影响通常是长期性的。企业倒闭,投资支出缩减,而随着时间推移,失业者可能丧失技能或择业动力。

但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不是普通的衰退。相较于此前的全球性危机,本次经济萎缩突然且程度深——根据季度数据,全球产出在一半时间里的下降幅度大约是全球金融危机时的三倍。

截至目前,得益于空前的政策行动,各国基本避免了系统性金融压力及其可能引发的长期经济破坏。然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面临挑战,尤其是在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疫情的差异化影响增加了经济复苏的难度。

历史经验

经济复苏的程度将取决于中期经济损害(或长期创伤效应)的持续时间。各国情况将存在差异,其取决于疫情未来的发展路径,人员密集接触部门的占比,企业和劳动者的适应能力,以及政策应对的有效性。

这些未知因素使我们很难预测长期创伤的程度,但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过去的严重衰退,尤其是深度衰退,都伴随着生产率下降导致的持续产出损失。尽管疫情促进了(至少部分国家)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数字化和创新,但适应新常态所需的资源重新配置规模可能比过去更大,从而影响到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另一个风险是,疫情驱动了主导企业市场支配力的上升;随着竞争者倒闭,这一现象正变得日益根深蒂固。

疫情对生产网络的冲击也影响到了生产率。人员密集接触部门(例如艺术和娱乐,酒店和餐饮,批发和零售贸易) 对于生产网络的核心作用不如能源等部门。但历史分析显示,即使是对这些边缘部门的冲击,也可以通过对其他部门的溢出效应而进一步被放大。例如,餐馆和酒吧停业会影响到农场和酒庄,导致对拖拉机和其他农用机械的需求减少。因此,尽管疫情的初步影响集中在人员接触程度较高的服务部门,但鉴于其扰动的规模,它仍然造成了广泛的经济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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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从新冠疫情冲击中复苏,经济增速超出预期,但我们预期2024年的中期世界产出相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下降约3%。由于金融部门总体稳定,预期的长期创伤影响比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看到的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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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不同,我们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比发达经济体面临更严重的长期创伤,而低收入国家遭受的损失最为严重。

这种国家之间的差异是因为各国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财政政策应对规模。考虑到病毒传播的途径,更依赖于旅游业或人员密集接触部门占比更高的经济体(如太平洋岛国和加勒比地区)预计将出现更持久的损失。 例如,我们估计,太平洋岛国2024年的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将下降约10%。其中很多国家在采取重大卫生应对措施或支持民众生计方面的政策空间和能力更为有限。

各国学校大范围停课,但在低收入国家,学习和技能习得受到的不利影响更为严重。由此造成的个人长期收入减少和总体生产率受损,可能成为新冠疫情的一个主要遗留问题。

限制长期创伤影响的政策

过去经济衰退的经验凸显了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即避免金融承压和确保在经济稳固复苏前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

各国需要根据疫情的不同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将针对受影响家庭和企业的定向支持措施与公共投资结合起来。 随着疫苗覆盖范围扩大、供应制约因素消退,我们应聚焦于三项重点工作:

- 第一,扭转人力资本积累的倒退。为应对疫情可能引发的不平等加剧,当局应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为医疗和教育事业划拨充足的资源。

- 第二,采取有利于就业流动和促进竞争、创新的政策,提振生产率。

- 第三,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绿色基础设施,以帮助引入私人投资。

最后,各国须开展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应对各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化趋势。财政拮据的经济体必须有充足的国际流动性用于发展支出,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卫生领域,这也意味着确保充分生产和普遍分发疫苗——包括为“新冠疫苗全球获取机制”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防止出现更严重的长期创伤影响。

本文以《世界经济展望》第二章“新冠疫情后的影响:中期经济损失的前景”为基础,其作者包括Sonali Das(共同牵头)、Weicheng Lian、Giacomo Magistretti、Evgenia Pugacheva以及Philippe Wingender(共同牵头),Banerjee和Savannah Newman提供了支持,Philip Barrett、Mariya Brussevich、Marina Conesa Martinez、Allan Dizioli、Jungjin Lee以及Futoshi Narita也为本文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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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li Das 是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高级经济学家。此前,她在IMF亚太部从事有关中国、印度、尼泊尔和斐济的工作。她的研究方向包括货币政策、投资和金融稳定。她拥有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Philippe Wingender 是IMF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高级经济学家。他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包括财政政策、收入不平等、气候变化以及应用计量经济学。他拥有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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