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倍努力满足低收入国家的疫情后复苏需要

(图片:Zohra Bensemra/Reuter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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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6日

新冠疫情对低收入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国家的融资需求本就十分巨大,而在其应对当前危机及其经济影响中,这些融资需求只会进一步增加。IMF已经批准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支持计划,其将使低收入国家有能力以零利率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其也将提供更有力的保障,防止低收入国家背负无法偿还的债务。为确保这些举措取得成功,经济实力较强的成员国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迅速出台空前的应对措施

疫情对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这些国家的产出增长陷于停滞甚至有所降低,生活水平下降,贫困率上升,其在过去十年中取得的坚实进展正面临着威胁。

IMF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做出了响应。2020年,IMF为50个低收入国家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是疫情暴发前年均20亿美元资金援助规模的六倍以上。IMF还以赠款形式,为29个最贫穷、脆弱的成员国提供了7.39亿美元的债务减免。

四分之三的新增贷款来自“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PRGT)──这是IMF向低收入国家提供零息贷款的工具。其中,最大的一部分贷款是附加有限条件的紧急拨付,这些条件侧重于确保透明地使用资源,以满足疫情的相关需要。

很多低收入国家在疫情暴发时的财政空间有限,因此,IMF的援助对帮助它们挽救生命和支持生计至关重要。

影响深远的改革

展望未来,低收入国家将继续需要超常规水平的外部资金支持来帮助它们从疫情中复苏,增加投资来建设更具韧性、更加包容的未来经济。

在这一背景之下,IMF批准了一揽子针对PRGT的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使之能更好满足低收入国家未来几年的融资需要。这些改革计划包括:

  • 增加所有低收入国家可获得的融资额度。将各国获取PRGT资源的正常额度上限提高了45%。
  • 为最贫穷国家提供无限制的优惠融资额度。较贫穷的国家如果正在实施有力的经济规划,且其有资格获得高于正常额度的优惠融资,则这些国家的优惠融资额度将不设上限。
  • 所有PRGT工具保持零利率。在2023年7月之前,所有PRGT贷款(其利率每两年审查一次)都将保持零利率。
  • 加强保障措施,防止低收入国家过度负债。即使在优惠条件下,高债务水平也可能导致相关国家的债务陷入不可持续的状况;IMF在设计规划时将格外关注面临风险国家的债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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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复苏之路充满挑战,我们预计对IMF援助的需求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我们预计,在疫情期间以及疫情后的较短时期内,IMF对低收入国家的贷款总额将达到480亿美元左右。2025至2026年,PRGT的未偿贷款规模可能达到320亿美元的峰值(见图中黑线)。不过,经济复苏的时点和强度,以及有关国家对IMF优惠贷款支持的潜在需求(蓝色阴影区域),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不过,IMF的贷款仅能满足低收入国家的一小部分外部融资需求。双边捐助方和多边开发机构也必须加倍努力,通过双边援助和支持IMF的筹资举措,进一步发挥其各自作用。

此外,如果低收入国家想要维持债务的可持续,很大一部分融资必须通过赠款和高度优惠的贷款来实现。

两阶段融资战略

在扩大融资渠道的同时,IMF还批准了一项分两阶段的融资战略,以覆盖疫情相关的贷款费用,确保其优惠贷款援助在财务上的可持续性。

在第一阶段,IMF的目标是再筹集180亿美元的PRGT贷款资源,并寻求33亿美元的新增双边捐款作为补充资源,以便能继续通过PRGT以零利率发放贷款。IMF将为捐助方提供各种灵活机制来提供补充资源。此外,IMF还将动用大约7亿美元的内部资源,作为对上述安排的补充。

在该战略的第二阶段,到2024/2025年(预计届时经济形势将趋于明朗),IMF将确定PRGT的规模以及相关的长期融资机制。使用现有及新增的特别提款权,预计将有助于以上融资举措。

在响应低收入国家空前且持久的需求方面,IMF将继续加倍努力。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将扩大有关国家的融资渠道,并为IMF的优惠贷款工作提供一个长期的视野。其也为捐助方发挥自身作用敞开了大门。我们需要的融资规模听起来可能很大,但不作为的代价比这要大得多——尤其这将以人的生命和生计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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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Mumssen 现任IMF财务部副主任。他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任职,自1999年加入IMF以来,他曾负责一系列政策问题的研究,并曾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工作。2012至2015年,他曾担任IMF驻布鲁塞尔欧洲办事处主任和驻欧盟代表处首席代表。他拥有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伦敦政经学院硕士学位。

Seán Nolan 是爱尔兰人,任IMF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主任。他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和耶鲁大学,1984至1989年在波士顿大学任教,1989年至1992年在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工作,曾担任印度尼西亚财政部的常驻顾问。1992年加入IMF以来,他曾先后在欧洲部、亚太部、非洲部和副总裁办公室任职;1999至2002年,他曾担任IMF驻菲律宾代表处首席代表;2006至2009年,他曾担任IMF驻南非代表处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