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最新分析显示，要实现减排并遏制全球变暖，各方在目标和政策方面都存在差距
1785年，罗伯特 • 伯恩斯对人类主宰我们这颗星球的方式进行了反思。
他写道：“我真的很抱歉，人类的统治破坏了大自然的社会联盟。”
两个世纪后，这位苏格兰诗人的话仍然适用。
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这不仅危及我们星球的生态系统，也威胁着数百万民众的生活生计。从IMF的角度来看，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当前，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至2摄氏度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
世界各国领导人正齐聚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而IMF工作人员的一份最新气候报告显示：如果全球政策维持不变，那么2030年的碳排放量将远高于实现1.5摄氏度目标所需的水平。为实现该目标，我们迫切需要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较基线水平降低 55%；而若想实现2摄氏度的控温目标，则需要将碳排放量降低30%。
为了实现上述减排目标，出席COP26大会的决策者们必须消除他们在目标和政策两方面存在的重大差距。
全球在减排目标上的差距
有135个国家（其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已经承诺，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目标。但我们在短期目标上的承诺还不够。即便各方兑现了关于2030年的现有承诺，也只能达到控温目标所需减排量的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出于公平和历史责任的原因，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更快减少碳排放量。这些国家共同承诺较2030年基线水平将碳排放量削减43% 。
与此同时，较高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同承诺削减12%的碳排放量，较低收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承诺削减 6%的碳排放量。
但IMF的气候报告显示，以上每组国家都必须做得更多——无论它们之间如何分配减排量。
例如，为实现2摄氏度的目标，发达经济体、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减排量需要分别达到45%、30%和20%。而为实现同样的目标，三者的减排量也可以是55%、25%和15%，或65%、 20%和10%。
为实现1.5摄氏度的目标，上述各组国家需要更富雄心的减排计划。例如，三者需要较2030年基线水平减排70%、55%和35%，或80%、 50%和30%。
好消息是减排的成本是可控的。为实现2摄氏度以内的控温目标，全球减排工作的成本将在GDP的0.2% 至1.2% ，其中较富裕国家将承担最大一部分负担。同时，在许多国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有关成本可能被国内的环境效益所抵消，其中最明显的是当地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下降。
为实现更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加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资金支持力度极其重要。发达经济体必须实现承诺，从2020年起每年向低收入国家提供 1000亿美元资金。最新的数据显示，我们还未达到这个目标。
此外，为了扩大私人融资，重要的是应明确公共部门在减缓气候变化上的目标，尤其是应通过价格信号为清洁技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样重要的是应提高信息的质量和标准化程度（包括在低收入国家做到这一点），这可帮助投资者消除其所感知的风险。
全球在减缓气变政策方面的差距
即便全球各国能做出足够进取的减排承诺，我们仍需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实施减排。
碳定价——对燃料碳含量或其碳排放收费——应发挥核心作用，这一点对排放大国尤其如此。它可一下子释放出价格信号，使私人投资转向低碳技术和高能效领域。
但是我们所需要实现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非常大。为实现2摄氏度以内的控温目标，我们需要在2030年将全球的碳价格提升至每吨 75美元以上。
在国际层面，我们需要开展协作，以克服政治经济领域的制约因素，大力推广碳定价。想一想，各国担心自身竞争力以及政策行动的不确定性，会使它们很难单独行动。
IMF工作人员提议在一小群排放大国之间建立国际碳价下限安排——这一提议的核心便在于解决上述问题。
这种碳价下限安排将是公平的，其将根据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价格，同时为低收入参与国提供资金技术援助。这一安排也将是务实的，若能实现同等结果，各国也可以使用碳定价以外的其他措施。
这一安排也将是合作性的，其能避免一些采取稳健碳定价的国家因其他国家不这么做而实施有争议的边境碳调整安排。
在国内层面，通过开展碳定价改革可迅速启动碳减排。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么做不必以牺牲经济为代价。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碳定价改革并未减少GDP或就业。事实上，此类改革可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来自碳定价的收入——通常约为GDP的 1%或更多——可用于减少劳动税或增加公共投资，从而帮助提振经济。
这些只是减缓气变策略如何能为社会各界带来更广泛利益的一些例子（它们也必须能做到这点）。政策制定者们应确保公平的转型，为弱势家庭、劳动者和地区提供有力的支持。
例如，碳定价改革可促进公平并有利于较贫困的群体。如果使用碳定价收入来巩固社保体系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该政策将在总体上对最贫困群体有利，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则呈中性。或者，也可将碳定价收入用于在卫生教育领域开展公共投资。
任何减缓气变策略的另一关键要素是绿色公共投资。我们需要加快采用清洁技术基础设施，如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充电站。清洁能源领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结合在一起，能释放出尤其巨大的增长效应；低碳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也往往高于化石燃料行业，这将有助于促进就业。
最后，所有改革应该循序渐进并得到良好沟通，这将方便企业和家庭做出调整。这些改革也应覆盖更广泛的碳排放源（如甲烷）并提高森林碳储存。
行动迫在眉睫
如果我们不尽快在目标、政策和资金领域缩小我们的差距，2030年以后的碳减排工作将面临十分危险的悬崖效应——届时，转型成本将大大增加，我们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全球控温目标。
我们可以有序、合作、及时实现转型，我们也必须这么做。现在，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
让我再次引用罗伯特 • 伯恩斯的话：“现时现刻，就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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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塔利娜 • 格奥尔基耶娃 （简历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