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歌剧院恢复了现场表演；墨尔本最近举办了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多数球迷到现场观看了比赛。日本正在筹备推迟的2020年夏季奥运会，而中国则专注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亚洲首先遭到新冠疫情冲击，也是率先从疫情中复苏。值此疫情暴发一周年之际，亚洲地区是否已经完全恢复？
最好的回答是，做出明确判断还为时过早。此次疫情加剧了既已存在的长期问题：生产率增长减缓，债务增加，人口老龄化，不平等加剧以及管理气候变化。IMF工作人员的一份新研究报告探讨了亚洲地区如何应对这些多重挑战。
长期影响
根据过去的经验，这次疫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回顾发达经济体过去的经济衰退，我们可以看到，平均而言，衰退开始五年之后，产出仍比危机前的趋势水平低近5%，并且不太可能赶上。
新冠疫情是一场“完美风暴”，摧毁了就业，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并造成了公共和私人债务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些危机发生之前财务状况已经脆弱的国家和企业。由于资本存量、就业和生产率的持续下降，这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动荡有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给经济留下持久的创伤效应。
亚洲的劳动力市场受到重创，失业大幅上升，劳动力参与率急剧下降。失业主要集中在工资较低的行业以及妇女和年轻人。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受到的冲击尤其大，暴露出社会保障体系的严重缺口，加剧了亚洲发达和新兴经济体既已存在的严重不平等问题。
公共和私人债务遗留问题
疫情暴发之后，许多国家不得不应对沉重的公共和私人债务负担。对于其中一些国家，这种负担可能过大而难以承受。对于小型国家，主权债务是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特别关注收入调动、公共财政和债务管理。这些国家需要多边合作伙伴的支持，同时需要债务减免，以获得一些喘息空间。
在大型新兴市场，主要问题可能是私人债务处于空前水平。越来越多的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偿还债务。这些企业正在靠政府支持维持生存，但一旦这种支持取消，且如果没有其他干预措施，那么可能出现企业大量破产的情况。这种脆弱性在亚洲可能尤为显著。在复苏过程中，如果全球金融市场环境收紧，资本将出现外流，企业部门将承受更大压力。
为解决这一脆弱性问题，各国需要加强私人债务处置框架，确保能够获得充足的融资，并为利用风险资本提供便利，以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到正在增长的部门。
非常时期的措施
为减少冲击影响，多数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许多国家（特别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更多地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来缓解银行和借款人受到的压力。
印度、斯里兰卡和尼泊尔宣布实行延期偿债，并通过定向贷款计划减轻家庭和企业的负担。与资本和流动性覆盖率有关的金融监管要求得以放宽。马来西亚和泰国通过中央银行贷款操作向企业提供了额外流动性，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则实施了大规模资产购买。
尽管有必要，但这些力度更大的政策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风险，且实施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明智的做法是尽量减少扭曲，并制定明确的非常规措施退出战略。
治愈创伤
为防止产生长期的经济“创伤”，亚洲需要加快经济改革，以促进生产率增长和投资，允许资源跨部门实现充分的重新配置，并为受转型影响的工人提供支持。一揽子措施可以包括：针对性明确的录用补贴和职工再培训计划；基础设施升级；简化业务流程；以及减轻监管和税收负担。
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还需要广泛地推动社会保障改革，将劳动者纳入正式的保障体系，同时通过定向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向脆弱群体提供支持。
更加绿色的未来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也让我们看到亚洲更美好的未来。资源从能源密集型部门（如航空和运输）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更加清洁的部门，为后者提供了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精心设计的碳税方案，配套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能够支持资本的重新配置和劳动力的技能再培训。
这将有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因为亚太地区很多国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国家。此外，当地人口的健康状况将得到改善，就业形势将好转，并且更多的资源将用于满足发展需求。
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和公司部门的改革有助于减轻疫情的影响，并解决该地区既有的长期问题。亚洲必须保持灵活和创新，以可持续、更绿色、更公平的方式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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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 Yong Rhee 是IMF亚太部主任。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Rhee博士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与发展趋势问题的首席发言人，并负责经济与研究部的管理工作。Rhee博士曾担任韩国二十国集团峰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任职之前，李博士是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他经常积极为韩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包括总统办公室、财政经济部、韩国央行、韩国证券集中托管公司和韩国发展研究所等。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经济学以及韩国经济，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Rhee博士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位。
Katsiaryna Svirydzenka 是亚太部主任助理。她之前是亚太部地区研究处的经济学家，在那之前是战略、政策及检查部新兴市场处的经济学家。她曾就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塞尔维亚、蒙古、所罗门群岛等国开展工作。她的研究兴趣包括金融周期和溢出效应、网络分析和系统性风险以及生产率问题。她拥有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高等学院的博士学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硕士学位，以及保加利亚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