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之初，全球不确定性达到空前水平，并且持续处于高水平。世界不确定性指数是衡量全球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的季度指数，涵盖143个国家。该指数显示，尽管不确定性已经从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刚刚暴发时观测到的峰值水平下降了约60%，但仍比1996-2010年的历史平均水平高50%左右。
什么在驱动全球不确定性？
主要系统性经济体（如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增长是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对全球不确定性而言，也是如此吗？例如，鉴于各国之间的互联程度提高，美国大选、英国退欧、中美贸易紧张局势这些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否会对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性产生溢出影响？
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构建了一个指数，衡量主要系统性经济体（即七国集团国家加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具体而言，我们通过对“经济学人智库”的国别报告进行文本挖掘来识别系统性国家的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这些国别报告涵盖1996年第一季度到2020年第四季度的143国家。
每个系统性经济体产生的不确定性溢出效应，是用国别报告中与该系统性经济体有关的词语附近出现“不确定性”一词的频率来进行衡量。具体而言，对于每个国家和每个季度，我们在国别报告中搜索与每个国家有关的词语附近出现的“不确定”、“不确定性”等词汇。与每个国家有关的词汇包括国家名称、总统姓名、中央银行名称、中央银行行长姓名以及一些国家的重大事件（如英国退出欧盟）。
为了使各国指数具备可比性，我们根据每份报告的总字数对原始计数按比例进行了调整。指数的上升表明不确定性正在上升，反之亦然。
我们的分析结果揭示了两个重要事实：
第一：是的，系统性经济体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全球的不确定性走势。
第二：只有美国和英国产生了显著的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而其他系统性经济体总体来说影响很小。
先从美国说起。下图展示了与美国有关的不确定性对总体不确定性比率的全球（不含美国）平均值。它显示，过去几十年以来，与美国有关的不确定性一直是全球不确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
例如，2001-2003年，与美国有关的不确定性对其他国家不确定性的贡献程度约为8%——约占全球不确定性相比历史平均水平增幅的23%。过去四年里，与美国有关的不确定性对其他国家不确定性的贡献程度约为13%，峰值水平约为30%——约占全球不确定性相比历史平均水平增幅的20%。
过去四年里，与英国退出欧盟谈判有关的不确定性也产生了显著的全球溢出效应，对这一期间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贡献程度约为11%，峰值水平超过30%。
最后，与其他系统性国家有关的不确定性对总体不确定性的比率显示，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合起来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的不确定性溢出效应很小。 一个例外是中国近年的情况，但与中国有关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不过，尽管其他系统性经济体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有限，但它们对所在地区的不确定性有重要影响，例如，德国对于其他欧洲经济体，以及中国和日本对于若干亚洲经济体都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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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es Ahi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的高级研究员。其研究专长领域是住房市场和预测评估。他之前在泛美开发银行工作，协助分析南锥地区经济体。他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完成经济学研究生的学习。
Nicholas (Nick) Bloom 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兼任国家经济研究局生产率、创新和创业项目的联合负责人。他的研究侧重于管理做法和不确定性。他之前曾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和麦肯锡公司。
他的研究曾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也是阿尔弗雷德 • 斯隆奖学金、国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教授奖、伯纳凯奖和弗里斯奖章获得者。他拥有剑桥大学文学士学位、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学位。
Davide Furcer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地区研究处的副处长。他之前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以及中东和中亚部工作。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是欧洲中央银行财政政策处以及经合组织经济部宏观经济分析处的经济学家。他在核心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主题涉及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国际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等众多领域。他的研究被广泛引用于各种纸质和电子刊物，包括《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商业周刊》。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